1. 唐代沿海造船主要基地有哪些

福船出现于宋代，因在福建沿海建造而得名。福建地处东南沿海，境内多山，盛产造船木材，且富有造船技术和海外贸易传统，得天独厚的条件使福建帆船成为中国古代海船的主要船型之一。福船是一种尖底海船，以行驶于南洋和远海著称，明代时，我国水师以福船为主要战船。福船分四层，下层装土石压舱，二层住兵士，三层是主要操作场所，上层是作战场所，居高临下，弓箭火炮向下发，往往能克敌制胜。

中国古代四大船型中，除了福船，还有沙船、广船和鸟船。

　　沙船是中国古代最主要的船型之一，它发源于长江下游，由崇明沙人创用，故称沙船。沙船平底、方头、方艄，具有宽、大、扁、浅的特点，是一种适于在多沙滩航道上行驶的大型平底帆船。沙船在我国航运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自于唐代问世以后，一直是我国内河航运的主要船型。清代道光年间，仅上海就有沙船5000艘，全国沙船总数在万艘以上，足见其地位。

　　广船来自广东，具有头尖体长梁拱小的特点，甲板的弧脊不高。广船的横向结构用紧密的肋骨和隔舱板构成，纵向强度则依靠龙骨支撑，形成了坚固耐用、适航性好、续航性强的特点。为满足明代东南沿海抗倭的需要，经过改良加装佛郎机、可抛掷火球的广船成为当时最著名的船型，在肃清倭患的战斗中做出了突出贡献。

2. 唐朝的造船技术

唐宋时期为我国古代造船史上的第二个高峰时期。我国古代造船业的发展自此进入了成熟时期。

秦汉时期出现的造船技术，如船尾舵、高效率推进工具橹以及风帆的有效利用等等，到了这个时期得到了充分发展和进一步的完善，而且创造了许多更加先进的造船技术。

隋朝是这一时期的开端，虽然时间不长，但造船业很发达，甚至建造了特大型龙舟。隋朝的大龙舟采用的是榫接结合铁钉钉联的方法。用铁钉比用木钉、竹钉联结要坚固牢靠得多。隋朝已广泛采用了这种先进方法。 到了唐宋时期，无论从船舶的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体现出我国造船事业的高度发展。具体来说，这一时期造船业的特点和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船体不断增大，结构也更加合理。船只越大，制造工艺也就越加复杂。唐朝内河船中，长20余丈，载人六七百者已屡见不鲜。有的船上居然能开圃种花种菜，仅水手就达数百人之多，舟船之大可以想见。宋朝为出使朝鲜建造了“神舟”，它的载重量竟达1500吨以上。有的大海船载重数万石，舵长达三五丈。唐宋时期建造的船体两侧下削，由龙骨贯串首尾，船面和船底的比例约为10∶1，船底呈V字形，也便于行驶。 二是造船数量不断增多。唐宋时期造船工场明显增加。唐朝的造船基地主要在宣(宣城)、润(镇江)、常(常州)、苏(苏州)、湖(湖州)、扬(扬州)、杭(杭州)、越(绍兴)、台(临海)、婺(金华)、江(九江)、洪(南昌)以及东方沿海的登州(烟台)、南方沿海的福州、泉州、广州等地。这些造船基地设有造船工场，能造各种大小河船、海船、战舰。唐太宗曾以高丽不听勿攻新罗谕告，决意兴兵击高丽。命洪、饶(江西波阳)、江三州造船400艘以运军粮。又命张亮率兵四万，乘战舰500艘，自莱州(山东掖县)泛海取平壤。可见唐朝有极强的造船能力。到了宋朝，东南各省都建立了大批官方和民间的造船工场。每年建造的船只越来越多，仅明州(浙江宁波)、温州两地就年造各类船只600艘。吉州(江西吉安)船场还曾创下年产1300多艘的记录。 三是造船工艺越来越先进。唐朝舟船已采用了先进的钉接榫合的联接工艺，使船的强度大大提高。宋朝造船修船已经开始使用船坞，这比欧洲早了500年。宋代工匠还能根据船的性能和用途的不同要求，先制造出船的模型，并进而能依据画出来的船图，再进行施工。欧洲在16世纪才出现简单的船图，落后于中国三四百年。

宋朝还继承并发展了南朝的车船制造工艺。车船是一种战船，船体两侧装有木叶轮，一轮叫做一车，人力踏动，船行如飞。南宋杨幺起义军使用的车船，高二三层，可载千余人，最大的有32车。在与官军作战时，杨幺起义军的车船大显了威风。古代船舶多是帆船，遇到顶风和逆水时行驶就很艰难，车船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这些困难。它是原始形态的轮船。 唐代，人们已能认识到北起日本海，南至南海的风有规律德到来和结束，这种与航行有关的季风成为“信风”。在利用这些信风航行的同时，人们已能正确地归纳和总结出这些信风的来去规律。如义净正是借着对南海季风、北印度洋及孟加拉湾的季风和洋流规律的认识和利用而乘船到达东南亚室利佛逝国而还归中国的。同时唐代人儿你们对海洋气象有了进一步认识，已能利用赤云，晕虹等来预测台风。 唐代天文定位术的发展，集中体现在利用仰测两地北极星的高度来确定南北距离变化的大地测量术。开元年间天文学家憎一行已可以利用“复矩”仪器来测量北极星距离地面的高度，虽与实际数字有一定的差距，但这是世界首次对子午线的实测，而且这种测量术很可能已经在航行中使用。唐代航行者已掌握利用北极星的高度而进行定位导航 。

宋以前的航海指引，一般是凭天象、天体识别方向，夜以星星指路，日倚太阳辨向，至北宋时期，航海技术开始了重大的突破，已能利用指南针航行。而指南针的应用，在南宋时期发展成罗盘形构，随着精确度不断提高，应用越来越广泛海上航行已逐步依靠指南针指示方向，比北宋时期更为进步。也促进了中外海上交通的发展。指南针应用于航海，是世界人类文明史上的重大突破，对世界文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两宋时期，有关海图的记述已十分明确，如徐兢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和刘豫献于金主亶的海道图等，都说明了当时海图的发展。海上交通航线的发展，为海道图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海道图的产生出现，是人类海洋知识不断积累的结果，为人类进一步征服海洋，发展海上交通事业，提供了更多的技术工具与技术知识。

在海洋地理识别探测方面也有较大进步。根据天气变化确定方位，判断环境。并已懂得利用长绳系砣测量海深，并从砣底所粘附的海底泥沙判断航行位置及情况。而且还能利用季风航行，其驾驭风力的技术也具有相当水平。

在海上航行安全方面也有一定的保障措施。利用信鸽作为海上交通工具。并已能进行水下修补船只，防止渗漏致沉。由于航海技术不断提高，令两宋时期的对外海上交通更具安全，航向更为稳确，航行时间也大为缩短，有利于中外海上交通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3. 唐朝的造船业

唐代航海还不发达。宋代以后才是造船业的发达时期。不过，听那些吹牛。航母的排水量都在十万上下，古代哪有这么先进。中国最大的宝船舰队也就三四千的排水。根据《中国度量衡制史》记录明尺31.1厘米计算，船长139米，宽56米；若按出土的明代木尺实物28厘米计算，船长124米，宽50米这是宝船的尺寸，也是中国传统船最大的了。

后来的北洋水师的最大7000+左右

4. 唐代沿海造船主要基地有哪些城市

宋代海上丝绸之路是连接当时的中国大陆与海外世界的桥梁纽带。宋代继承了唐代以来的造船技术、航海技术、远航能力，在此基础上又获得了跨越式发展。

在朝廷宽松的政策支持下，官民积极参与拓展宋代市舶贸易，将中国优质商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销往海外国家和地区，受到当地人民的普遍欢迎。宋代积极发展和鼓励市舶贸易使国内经济社会得到繁荣，同时也对海外的社会、经济和生活等各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5. 唐代沿海造船主要基地有哪些地方

1、郑氏集团出身福建泉州南安，这是他成为明末东南沿海最大的军事商业势力的最主要依仗；

2、泉州，唐朝中后期就高速发展，到了宋元，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港口城市。海上贸易十分兴盛。经济繁荣。

3、泉州本地就出产主要出口商品——优质瓷器、茶叶、中药。拥有强大手工业基础，造船技术雄厚，拥有大量的造船工匠、熟练的水手，可以为郑氏集团提供充足的贸易资源、人力人才资源。

4、明朝开始实行的海禁，沉重打击了以外向型经济主导的泉州，乃至整个福建的经济。耕地面积不足10%的福建，失去外贸财富。经济急转直下、民生困顿，对明王朝缺乏向心力，因此民众从事海上武装走私、抢劫、、移民、甚至反叛，没有任何心理障碍。郑氏集团整个领导团队几乎清一色的福建人。

5、所以郑氏集团依托泉州的物产资源、航海技术、造船能力、人力资源、海上经营传统，成就东南沿海最大的军事商业势力。甚至格局台湾期间，也大量依靠福建沿海接济、配合、人力补充，才得以生存。待到清王朝采取更加严厉的海禁措施，彻底隔绝闽台联系，才从根本上摧毁了郑氏集团。

6. 唐代最突出的造船工艺

为了减缓舟船在风浪中的摇摆，唐代“海鹘”船两侧设浮板。据史料记载，“海鹘”船“舷下左右置浮板，形如鹘翼翅，坐期船，虽风波涨大，但无倾侧”，浮板在航行过程中，可以增加风浪中水的阻力，从而减轻船的摇晃。

这种浮板虽然可以起到减轻船舶在风浪中的摇晃，增强安全的作用，但最最简单、最经济的减摇装置还是减摇龙骨。这种装置最迟在宋朝出现。减摇龙骨，是安装在穿侧与船底部转角处（称为舭部）的木质长构件。由于安装在舭部，也称舭龙骨 。

7. 唐朝船有哪些

一、浮具是最早的船的雏形：浮具是人类最早使用的水上工具。浮具所使用的物料包括倒下的树干、脱落的树枝，以及随处可见的竹竿和芦苇。树干、竹竿、芦苇等本身浮力小，需要束捆起来使用；而葫芦则具有体轻、浮力大、防水性强的优点。古人一般将三、四个葫芦串接起来，缚在腰间，入水后人半沉半浮，利用手脚划水前进，古代称这种浮具为腰舟。

二、筏子：筏子的制作材料多为树干、竹竿、芦苇等长条形的物体，把它们横向排列，然后用野藤、草绳、皮条捆扎起来。后来，人们又将树干或竹竿扎成长方形框架，在框内缚上其他具有浮力的物体，如皮囊、葫芦、陶器等，以制成不同材料的浮筏。与单体浮具相比，筏子的浮力增强了，行驶时更平稳和安全；筏面面积扩大，可运载更多货物，人在筏面上可立可坐，无需使半身浸在水里。筏子确实是一种更为有效的水上工具。

三、独木舟：独木舟最迟在大约七千年前就已经出现，初时的独木舟结构极为简单，一般是捞取一段槽状朽木并将其内部稍加整理，或者将一段树干砍挖成槽，然后削去外面的旁枝和树杈。当时制造独木舟的主要工具是石刀、石斧等，以如此简陋的工具制造独木舟，特别是在整段树干上挖槽，当然是困难重重，所以制造独木舟时必须使用火。

8. 唐朝的造船基地

沙船

沙船在唐代出现于江苏崇明。它的前身，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沙船在宋代称"防沙平底船"，在元代称"平底船"，明代才通称"沙船"。

福船

福船是一种尖底海船，以行驶于南洋和远海著称。宋人说："海舟以福建为上。"明代我国水师以福船为主要战船。

广船

广船产于广东，它的基本特点是头尖体长，梁拱小，甲板脊弧不高。船体的横向结构用紧密的肋骨跟隔舱板构成，纵向强度依靠龙骨和大维持。结构坚固，有较好的适航性能和续航能力。

9. 唐朝沿海造船基地主要有哪些

我国幅员辽阔，内陆江河纵横，湖泽棋布，数千里海岸线绵延围绕。为了征服江海，造福人类，我国古代劳动人民不断创造和发展了造船和航海技术，郑和下西洋举世闻名，当时的造船技术之高举世公认。其实，中国古代造船业的繁盛，明代并不是起点，据考古发现，目前已知的中国造船史不少于七千年。而从秦汉到明初的千余年时间内，我国造船水平在世界上处于领先的地位。

春秋战国

舟战推高古代造船技术

春秋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一些较大的诸侯国有力量以武力兼并他国，开拓疆土。据《左传》《国语》记载，楚、吴、越等国地处河流湖泊众多的南方，这些区域经常发生水战，这些诸侯国也大规模制造军舟运用于战争。

当时长江流域各国用于水上攻伐的战船图像，被战国初年的人们绘铸在青铜器上并保留下来。四川成都百花潭出土的“镶错图像铜壶”和河南汲县发掘出的“水陆攻战铜鉴”，以及收藏在故宫博物院的“宴乐射猎铜壶”等，都形象逼真地绘画着春秋时期的战船图形，并栩栩如生地再现了当时激烈的水战场面，嵌错铜壶描绘的两层甲战船，上层载水战士卒，挥戈射箭奋战。下层居划船水手，奋力挥划长桨，向敌船冲击。这是春秋时常见的战船。

自楚康王十一年到楚昭王十二年的66年间，楚国六次派出大批战舰向邻国发动大规模的水上战争，这已充分地显示了他们的造船实力。在楚国与吴国多次水上较量中，楚国胜多败少，表明楚国的战船已具有航速较高、性能较好、结构牢固、战用装置先进以及战斗能力强等优势。他们建造的战船，有“大翼”“小翼”“突冒”“楼船”“桥舡”等多种类型。

吴国是一个以舟立国的方国，无论是保卫本土，还是向外开拓地盘，都必须借助大量舟船作为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楚吴之间战争不断，吴国也因此大力建造舰船。吴王僚在位时建造的“艅艎”大舰，体形宽大，首尾高耸，是这一时期型制最大的水战指挥舰。阖闾掌政时期，在伍子胥的指导下，吴国也建造出“大翼”“小翼”“突冒”“楼船”“桥舡”等战船。

吴国建造战船的技术先进之处，在于他们能根据各种战舰的不同用途，来设计其不同的大小、形制与长宽比例。

吴国勾践在位时，越国已经出现了规模较大的造船工厂和专门从事伐木与造船的工匠。公元前494年，勾践败给夫差以后，制定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强国大计。他卧薪尝胆，奋发图强，采取各种措施，振兴国家。其间，他深感于越国水师力量薄弱，吸取失败的教训，决心大造战船，加紧训练舟师习流（水军），以实现灭吴复仇的大志。

这一时期，舟师水军已成为流域各大国显示军事实力的重要武装力量。先进的造船技艺首先被用于军舟的建造之中，大型战舰往往被看作具有威慑力量的战略装备。水战的胜败，也往往与各国航运事业的发展状况及其所掌握的造船技术的先进程度有关。

秦汉时期

造船史上第一个高峰期

秦朝至汉朝这段时期，我国古代传统的农、医、天、算等四大学科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系。科学技术的进步，为造船业、航海业的发展和水师的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这时出现了我国造船史上第一个高峰期。

秦代的造船，继承和发展了巴蜀地区以及以前各诸侯国家发达的造船业。秦始皇非常重视航运业，统一全国的第二年就开始筑弛道，整治全国各江河水道。“东穷燕齐，南极吴楚”，使水上交通四通八达；为统一和开发岭南地区，花了五年时间开凿了沟通湘江和漓江的人工运河——灵渠，它“深不数尺，广可二丈，足泛千斛之舟”，由此可知秦代已能造载重50吨左右的船舶了。

1974年，考古人员在广州发掘出一处造船工场遗址。其中心有三个平行排的船台和一个木料加工场地。船台与滑道相结合，是由枕木、滑板和木墩组成的。木墩与滑板不固定，滑道宽距根据不同需要可宽可窄。

滑板上平置两行承受船体的木墩，共有13对，两两相对排列，高约1米，正好适应在船底进行钻孔、打钉、捻缝等工作需求。这种采用船台与滑道下水相结合的原理，已和现代船厂的船台、滑道下水的原理一致。从较大的二号船台推算，该工场可造宽6—8米，长30米，载重50—60吨的木船。

到了汉代，农业发展促进了冶铁、煮盐、丝绸等工商业的蓬勃发展，水运的需要和水师的强大，加之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促使造船业随之兴旺起来。《汉书》记载，汉代名将马援曾率领过配备二千余艘船的庞大海上船队。

《太平御览》说，汉武帝时有一种称为“豫章”的大船，船上有宫室。这段记载说明当时有些船的规模已经很大了。

东汉末年刘熙所著《释名》书中也提到，汉代的大船有好几层，第一层称为“庐”，第二层称为“飞庐”，最高的一层称“爵室”。汉代造的船不但体积大，而且种类多，仅战船就有“先登”（冲锋船）、“斥候”（侦察船）、“艨冲”（战舰）、“赤马”（快船）等等。

西汉时期，造船中心就有数十处之多。主要在长安，雒阳（今洛阳东）、巴蜀（今四川）、长沙、洞庭湖一带，庐江郡（今安徽省庐江县一带）、豫章郡（今江西省南昌市），长江口附近的吴（今苏州市）、会稽（今绍兴市），还有福州、番禺（今广州市）等地。

当时已能按照不同需要，造出多种类型的客船、货船和战船。客、货船中有龙舟、酒肪、舸、艇、轻舟之分；战船中更有楼船、斗舰、艨、桥船、戈船、赤马、斥候之別。船舶建造趋于专业化，造船技术进一步提高。

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年到公元220年），我国的木帆船制造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了。那种在甲板上建数重楼的大楼船，船体雄伟坚固，能在海上抗风斗浪；帆、舵、锚等船用设备也已齐全。

这个时候出现了能使前侧风平衡的纵帆。这种我国独创的纵帆，性能优良，操作简便。

它的出现，在帆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使帆从只能顺风时使用的辅助地位，变为能适应不同风向，基本取代人力推进的主导地位，为船舶远航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唐宋元明

造船水平世界领先

充分而灵巧地利用风力，是我国古代造船和航海技术高度发展的标志之一。正因为有着高超的造船工艺，唐朝时沿海一带造船业发展迅速，有私营的世代造船的船厂，亦有官营的造船厂，技术工人分工细致，所有用料皆有政府部门组织。唐贞观年间，攻打高句丽，李世民派遣了几百艘战舰，数万士兵，这样规模的海战，没有强大的船舶制造能力是不可能实现的。

到了宋代，中国海船已能横渡大西洋，开辟了直达东非的航线。《宋书》记载了当时“舟舶继路，商使交属”的盛况。南宋时，仅海关税收即年达200万贯，占全国财政收入的21%，可以想象当时航海事业之兴盛。元代，泉州港成为最大的外贸中心，拥有海船多达1万5千多艘。指引船舶进出港口的六胜塔，至今还屹立在泉州海岸。

明代郑和于1405年首次远航“西洋”，比葡萄牙人迪亚士发现好望角（1489年）早84年，比葡萄牙人达·伽马绕好望角到印度（1497年）早92年，比意大利人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1492年）早87年，比葡萄牙人麦哲伦环球航行（1519年—1522年）早一百多年。郑和的确是世界大规模航海事业的先驱，他的成功表明，直到15世纪，中国的航海事业仍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据考古的新发现和古书上的记载，明朝时期造船的工场分布之广、规模之大、配套之全，是历史上空前的，达到了我国古代造船史上的最高水平。主要的造船场有南京龙江船场、淮南清江船场、山东北清河船场等，它们规模都很大。如龙江船场年产就超过200艘，它还以建造大型海船而著称。1957年在南京宝船场遗址出土一个全长11米以上的巨型舵杆，令人叹为观止。再如清江船场，有总部四处，分部82处，工匠3000多人，规模也甚为可观。

明朝造船工场有与之配套的手工业工场，加工帆篷、绳索、铁钉等零部件，还有木材、桐漆、麻类等的堆放仓库。当时造船材料的验收，以及船只的修造和交付等，也都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正是有了这样雄厚的造船业基础，才会有郑和七次下西洋的远航壮举。

从公元1405年开始，郑和第一次奉命出海，首次出去带领的船队规模就达到了200余艘，这些船根据规模、作用和载重的不同分为五种类型，其中最大的船只被称为“宝船”，长度为151米，宽度为60米，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帆船，承载的重量高达800吨，能够同时容纳上千人，而这种“宝船”在船队中就有60多艘，占到了三成以上的比例，此外船队中还有马船、粮船、坐船、和战船，在船队中承担着不同的作用。

光是有庞大的船队还不足以在变化多测的海上航行，精确的航线和航海技术是船队必需的。郑和船队掌握了天文定位和罗盘技术，这在当时称为“牵星术”，能够非常精准的定位船队的航行方位，也被认为是当时全世界最先进的航行水平，郑和的船队出海到达了太平洋和印度洋周边的很多岛屿，甚至有人推测美洲大陆也是明朝的船队最先发现的，直到现在东南亚的科伦坡博物馆还保管着当年明朝船队在这里拜访时，留下的纪念碑刻等大量物证。

10. 唐代沿海造船主要基地有哪些名称

1878年瓯海关报告中，由瓯海关帮办代理税务司、英国人马吉撰写的一篇杂记。从中可以看出一百多年前，温州古城历史悠久、景色如画，水网密布犹如中国的威尼斯。

英国瓯海关税务司笔下，既能看出他们对这座风光秀丽、气候宜人的古城之喜爱，也将当时英国侵略者对温州的觊觎和贪婪显露无疑。

清光绪二年（1876），清政府与英国签订《烟台条约》，增开温州、芜湖、宜昌、北海四处为通商口岸，温州因此发生历史性转折，真正步入近代社会。

温州是近代中国较早开埠的城市。所谓开埠城市，是指对外开放，进行商业贸易往来，成为通商口岸的城市。在中国近代史上，特指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与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强迫中国开放、与其通商进行免税贸易、允许其设立领事区并享有领事裁判权或获得铁路修筑权的城市。

那么，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为何选定温州开埠

温州港是一个千年良港。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温州就出现了原始港口的雏形。

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闽越发兵围困东瓯时，汉廷就曾派兵从会稽走海路“浮海救东瓯”。

三国时期，东吴大帝孙权的三大造船基地之一“横屿船屯”设在温州。到南朝齐梁永嘉太守丘迟笔下，温州已经是“控带山海，利兼水陆”的“东南之沃壤，一郡之巨会”。

唐代，温州通达国内港口城市，还有航线与日本、新罗相连。中日之间僧人、客商往来，常通过温州作为中转。文献记载，唐会昌二年（842），商船主李处人在日本值嘉岛（今日本五岛列岛）花三个月时间用楠木建造一艘大船，借助季风经六天就抵达温州。日本名僧圆珍曾搭乘商船经过温州，前往天台山等地，他在温州期间获取的三张路证公牒，成为唐代温州与日本往来交流的重要物证。著名诗人孟浩然也经过海路来温，留下“卧闻海潮至，起视江月斜。借问同舟客，何时到永嘉”的名句。

南宋建炎四年（1130）面对金兵南下，宋高宗赵构从宁波乘船，沿海路来到温州；女词人李清照也“从御舟海道之温”。

南宋绍兴元年（1131）或稍前，温州设置市舶务，管理海外交通贸易，是当时全国设立市舶务的十个港口城市之一。温州城内还设有容成驿、来远驿、待贤驿等机构，专门负责接待外商、外宾事务。

元代温州设立市舶司，是全国七家之一，“番人荟萃”。港口设施日趋完善，城区北门沿江一带筑成绵延数千尺的大石堤，并分别建有供官船和中国商船靠泊的码头。元贞二年（1296），温州人周达观自温州港出发坐海船到达真腊国都吴哥，居住将近一年后回国，写成《真腊风土记》一书。

明代虽然实施“海禁”政策，温州对内贸易仍很活跃，温州城南至闽、广，东至日本，北至淮扬，“无适不达”。当时温州还是暹罗（泰国）出使中国的必经之地，福州至琉球国那霸航线，也必经温州近海。

清初朝廷实施“海禁”，“片板不准入海”，又下“迁界令”强迫沿海居民内迁，温州海外贸易完全处于停顿状态。直到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政府在宁波设置浙江海关，下辖温州、瑞安、平阳（鳌江）等海关分口，温州港口贸易才逐渐复苏。

其实，以英国为首的外国侵略者，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就已觊觎温州。

最迟在1843年，英国就已派军舰测量温州港口南北水道，绘制海图，掌握进港航道情况。瓯海关报告中记载，“自道光二十三年（1843）英国海军部最后一次勘测以来，进入温州港的水道似乎有所变动……”

另外，在温州开埠之前，不少其他国家的商船也曾到过温州港。瓯海关报告中记载：从咸丰九年(1859) 到同治元年(1862)， 有许多外国商船和宁波、福州商人勾结，驶进状元场一带，走私白糖等物，运出明矾、茶叶等商品。1859年，同时锚泊状元桥江面的外国商船多达17艘。次年，英国炮舰查获4艘在温州走私的德意志、丹麦等国商船，并将其押送到福州扣押数月后才予以释放。一些海员或船上的其他人员，还曾登陆上岸游览，在寺院和公共建筑上涂写西文题词和布告。

一名在1860－1878年间９次来温州的外国商船船长称，“温州是沿海一带进货的最佳口岸之一，明矾、竹、木炭、纸、木杆和大米随时可供”；有一次，他“在３日里日夜装卸货物”。

英国的中国学开创者之一德庇时，曾在1844－1848年间出任英国驻华公使。他在《战时和缔和后的中国》一书中透露了选定温州开埠的幕后消息。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确定五口通商，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

但是从1844－1847年间５个通商口岸的贸易数据看，宁波和福州两地进出口贸易的情况都不佳，德庇时不得不承认“福州港口的彻底失败和宁波港口近乎彻底失败”。于是他主张“裁减宁波领事馆”，并反对“花很多的钱在福州府建立领事馆”。他想通过谈判，“从中国政府获得使用沿海的一个或者其他两个港口替换福州和宁波港口”。

温州大致位于宁波和福州的中点处，同时位于上海及厦门两个相对“成功”口岸的中点处。加上温州港口便于商船“驶近贸易现场”的优点，不像福州港口那样“只能停泊在8英里以外”。因此德庇时认为要以温州来取代福州，并且是现实可行的。若能开埠，就能实现英国人在苏、浙、闽、粤四省都至少有一个“良港”的规划。

于是，温州便成为英国政府觊觎的一个重要目标。从此以后，温州开埠正式列入英国外交议程。

在《烟台条约》签订之前，英、美、普鲁士等国都曾向清政府提出开放温州为通商口岸。

1854年，英驻华公使包令、美驻华公使麦克连为了扩大两国的既得权益，共同提出修订旧订条约。他们狂妄地提出开放中国全境，至少要开放温州等港，以及自由航行长江等要求。但因这次“修约”缺乏合法根据未能得逞。

1861年，普鲁士驻华大使艾林波要求订约，并提出开放温州、基隆作为对外通商口岸。清政府认为和英、法等国所订条约中并无此项规定，未予同意。

同治七年(1868)， 《中英天津条约》10年期满，按规定应行修约。英驻华公使阿利国在美驻华公使劳文罗斯配合下，提出修约内容——包括沿海增开温州、长江增开芜湖等10处商埠等要求。经过交涉和谈判，到次年10月，签订了《中英新修条约》十六条及《善后章程》十款。开放温州列为主要内容，并且作为和琼州交换的对等条件（琼州在《天津条约》中辟为商埠，贸易表现不佳)。尽管清政府已经同意，但英国当局因修约所得权益未能满足本国商人的贪求，以致受到指责(如增开商埠太少，不同意放弃琼州等)，1870年7月宣布不予批准。

至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才议定温州为通商口岸。1877年4月，英国领事馆在温州建立，温州海关(半年以后改称瓯海关)也同时开设。

从此，温州港的大门被英国殖民者打开，继宁波以后，成为列强侵略浙江的重要基地，温州成为半殖民地化的港口城市。

1877年4月10日，英国怡和洋行的康克斯特客货轮从上海运输棉布等洋货驶入温州港，首次开启了温一沪航线，这也是温州开埠后第一艘进行检验后进港的外国商轮。以后，温州口岸又陆续开辟了自温州通向宁波、福州、厦门、汕头、香港等沿海港口，南通、镇江等长江沿岸港口，以及日本、新加坡、苏门答腊等国家和地区的航线。随着对外贸易航线的增加，温州口岸进出口贸易量迅速增加，同时，各国洋货源源不断地涌进温州。外国洋行(或代理行)遍设温州大街小巷。到了1900年，在温开设的英、美、德、日洋行已多达22家，形成了“瓯为海国，市半洋商”的局面。

11. 唐朝沿海的造船基地主要

坊的释义很多，最普遍的是对城市中街市里巷的通称。《唐六典》云:“两京及州县之郭内分为坊，郊外为村。”两京，即长安与洛阳。手头有一部杨鸿年先生的《隋唐两京坊里谱》，极有趣，因为读这部书，你不仅能知道隋唐时两京的街道布局、名称，而且能知道哪条街上当时住过谁。挑本栏目曾涉及过的人物说，比如杨于陵、牛僧孺、路岩、白居易，他们的宅第就都在新昌坊。“凡遇史料载有某一坊名者，即为列出”，所以使用这部书时，你不能不惊叹前辈涉猎的广博、爬梳的细密。坊，除此释义之外还有官署名称--隋太子宫署有典书坊，工场--即后世之作坊(乐坊之得名似与此接近)，以及牌坊等。唐德宗时“五坊小儿”之说中的五坊，乃雕坊、鹘坊、鹞坊、鹰坊和狗坊。就机构来说，从唐到清，管理宫廷音乐的官署都叫教坊，专管雅乐以外的音乐。何谓雅乐?就是皇帝祭祀天地、祖先及朝贺、宴享时所用的音乐。定义是如此地明确，不知怎地，在元朝关汉卿的戏剧里，教坊又可以指代妓院。《金线池》第二折云:“我想这济南府教坊中人，那一个不是我手下教导过的小妮子?”

由此来看，你说的72坊可能是个泛指，不是说街道，就是说妓女行业;形容妓院多，娼业兴旺。还有一种说法是72种行业或部门。